近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在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为指引城市和城市化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会议提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一致，会议提出“尊重规律，五大统筹”的城市工作思路，建构了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系统性方案的框架。

关于此次中央城市会议，中国城市规划网特别邀请了三位专家对会议内容进行深入剖析与解读，共同探讨未来中国城市如何健康发展。

城市工作要实现制度和理念上的根本转变
石楠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管理思路的突破：城市工作是系统性工作

本次会议强调城市工作是系统性工作，这是一大亮点，是管理思路上的突破。城市社会和农业社会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系统特征要强得多，因此只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住房问题等某一方面的改善，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它的整体效应取决于它的短板。而至于城市病问题，这是下一个层面的，是表层的现象，不是底层的结构。本次城市工作会议较之于七八十年代的城市工作会议的飞跃就在于不仅仅强调城市病这种现象，而是标本兼治，有系统的思路，有顶层的设计，从系统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

制度性变化：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因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那么如何解决呢？从制度上来讲，要推行户籍城镇化，使城市成为2亿多进城农民安居乐业的地方；从城镇化主体形态来讲，要推行就地就近城镇化，把县域作为城镇化推进的主体单位，把中小城市作为市民化最主要的接纳主体；从城市本身来讲，城市是否做好准备，原有城市居民要有平等心态，需要意识调整；从农民工自身来讲，要提高自身能力，尤其是就业方面的能力。

理念归位：提高城市宜居性

宜居性是人居环境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且在讲到城市宜居性时，也不能忘了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各有重点，无优劣高下之分。

宜居性的核心话题还是安居乐业，其主要指标：一是经济本身的活力和充分的就业；二是安全性；三是城市文化。所以其衡量指标绝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中央提出要提高城市宜居性，这是系统的思路，需要不同的指标来指导。

如何提高城市宜居性？一要靠经济转型，靠城市发展思路的转型，走可持续城镇化之路；二要向中国古代的宜居文化学习；三要落到实处，一定要把工作做细。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统筹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
袁昕：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落实城市科学化管理

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把“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放到了第一位。城市发展规律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规律，还包括社会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自然规律等。近30年来的城市工作由于没有考虑到城市自身成长发展的规律，过度的倚重经济考量和城市职能，因此在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轮的城市规划正是对以往30年城市工作的纠偏。

会议提出的“五个统筹”进一步地解释了城市发展规律，更主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与经济职能间的统筹，城市发展的主体框架敲定后在实施层面上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做具体落实，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的同时也要对职权做制度性约束，做到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所以，第一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第二强调城市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未来我们的工作方式也要转化为立足城市发展规律来做规划。

以人为核心 着眼于城市问题

既然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就不仅仅是基于目标导向，要把问题导向也一并考虑在内。要从两个维度来考虑，城市发展时尽量做到不产生新的问题，下一步着力去逐步化解“欠账”以及历史遗留的“城市病”。

我们一直强调要吸取发达国家有过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但在城市发展上我们依旧是在重蹈覆辙，这或与现有的政府机关绩效考核体系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分类的单项考核指标考察出的成绩也一定单项的。“城市病”正是过于强调城市的经济职能而忽视了城市之于社会与人的重要作用而造成的。本次会议对政府行为做了更多的限定，指出要依靠“市场”而不是“市长”，这也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国城市病的第一原因是城市数量太少
叶裕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

中国城市病的第一原因是城市数量太少

我国当前没有可执行的“城市”界定标准，18年来中国城市数量不增反降，违背城市发展基本规律。日本每百万人拥有5个城市，而中国仅为0.5个。城市数量不足是中国城市病产生的第一原因。我们应该尊重规律，重构设市标准，将937个5万人口以上具备城市本质特征的县城和大镇设为城市，“归还”其城市的法律地位。这将从区域源头减少进入大城市的人口，为解决城市病提供区域性解决方案。中国正在开展的城市体系规划将是面对矛盾解决问题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特有的城市病：社会失序与冲突

在各类城市病中，环境问题和交通问题是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共有问题，可以伴随着环境治理、城市功能结构升级、绿色交通系统的建立而缓解。但是，由于传统GDP导向导致的社会价值判断扭曲和社会失序，以及排斥性人口管理造成的社会冲突，是发达国家不曾有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病。

创新城中村更新模式，为流动人口建构上升发展的通道

会议提出的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的目标能否完成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充分利用市场，并与社会友好合作。棚户区和城中村是城市的薄弱环节，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案。一是要建立城中村更新的市场化机制、双向多元竞争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造成本、避免强拆；二是建立“二二四二”的流动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供给机制”；三是从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三方面为流动人口建构包容性发展通道，为城市持续发展建构社会基础。

城市管理需要专门立法

中国正处于城市问题高发期，其基本原因在于城市治理的许多领域无法可依或多个法律交叉却相互矛盾，使得城市运行治理失序。因此急需《中国城市管理法》，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